林彪内勤李根清：在林彪身边的日子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第2期，《各界》期刊2014年第5期

原题：《仿林彪字体批》

作者：李根清

01

林彪说“都是例行公事”

1964年10月，我自首都警卫师转至林彪的办公室，担任内勤职务长达两年。新年伊始，我转调至秘书办公室，负责协助机要秘书于运深处理文件收发与管理事宜。不久之后，军委办公厅正式任命我为林彪办公室的保密员。

谈及此次工作调动，叶群向我透露：“这里的文件均属绝密级别。鉴于当前形势，若再从外界调入人员，我和首长均感不甚安心。因此，决定派你去负责文件管理。身为党员，且支部亦认为此举适宜。”叶群多次重申，务必“严守秘密”。

尽管我已转离内勤的职位，林彪与叶群依旧如同往日那般，邀我继续记录他们口授的内容。而我，亦依旧保持着昔日的习惯，为林彪誊写读书卡片。

踏入1967年，国内的混乱已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日复一日，各式各样的文件、电报、信件，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此外，还有汹涌而来的群众来信和五光十色的红卫兵小报。我的工作不仅限于接收与登记，还需对中央内部传阅的文件以及一些关键文件进行内容提炼，并牢记它们的处理进度，以便林彪、叶群随时查阅。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必须迅速处理，准确无误地传递，绝不能有丝毫差池。

我的导师，于运深先生，于1950年投身军旅生涯，之后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深造。调至林办之前，他担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助理员，以其在保密档案工作方面的深厚造诣而闻名。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迅速掌握了业务要领。自从他负责为林彪同志解读文件之后，我便能独立肩负起各项任务。那些岁月里，凭借着一身健壮的体魄，我每天清晨七点多便开始工作，直至凌晨两三点才结束，常常在睡梦中被卫士叫醒，签收从中南海和国防部传来的文件。几乎全天候都在工作中，尽管如此，我却不觉得疲惫。

在1967年三月的一个寻常日子里，我在一份中央文件传阅本中发现，林彪的批示并非其本人亲笔，而是类似通过复写纸复制林彪字迹的方式，按照痕迹模拟书写而成。带着疑问，我私下里向张云生秘书询问：“张秘书，我觉得首长的批示似乎有些模仿的痕迹，是这样的吗？”张云生轻笑了一下，显得有些无奈，回答道：“别多想，按流程发下去吧。”

继此现象发生十数次之后，我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张云生正伏案于办公桌前，笔耕不辍地批改文件。果不其然，他先是用红色复写纸勾勒轮廓，随后再进行正式书写。面对我的发现，他嘴角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轻声回应：“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岁月如酒，越陈越香。不久，张云生便将这项重任交托于我。

那日，叶群步入秘书的办公室，张云生手持其批改的字迹，向叶群抱怨起来，声称无论如何也无法模仿林彪的字体，一旁的其他秘书也纷纷附和，一致认为张云生所仿写的字体与林彪原迹相去甚远。

叶群问：“这事该谁负责？”

张云生感慨道：“此事无论由谁着手，都难以胜任；至于模仿首长的笔迹，更是无人能够学得惟妙惟肖。”

叶群听闻此言，仿佛有所察觉，话语的音量也随之骤然拔高：“张云生，你那些所谓的‘小聪明’我早已心中有数。你可别以为这主意是我所出。告诉你，这是首长的旨意，若不信，大可随我一同前去询问首长！”

张云生闻言，立刻笑着解释道：“主任，您误会了，我绝非有意如此。我模仿的效果确实不佳，唯恐被人察觉，给首长带来不良影响。”

叶群问：“怎么办，谁行？”

众人沉默。

片刻之后，郭连凯提议道：“不妨让让根清试试，他的书法颇具功底。”

“那便让小李来处理此事吧。”

叶群目睹我自内室步出，未及细谈，便即刻安排张云生、于运深及我一同前往拜见林彪。

步入客厅门口，尚未瞥见林彪的身影，叶群便大声喊道：“哟，我让他们帮你批改几个字，这是你同意的吗？”

“无妨，你们好好休息。”叶群边说，边引领我们沿原路返回。行走间，他继续说道：“你们都听见了，这并非我的主张。首长已点头同意，若真有事发生，一切责任由他承担，你们又何须担忧？”

秘书在宣读完文件之后，需将林彪亲口传授的批语记录下来，并告知于我。此后，我则负责将这些批语亲手写入文件之上。临末，叶群还特意提醒道：“关于此事，我亦难以承担责任。请各位务必做好登记工作，日后若有所需，责任由首长一力承担。”

叶群离去的不久，内勤便前来传唤，命我前往林彪的办公室。林彪见到我步入室内，便示意我落座于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接着说道：“你应当知晓，我的身体状况不佳，每当提起笔来批阅文件，便会感到紧张，甚至汗流浃背。这些文件不过是常规的公事，既已同意，便由你代笔即可。”

或许是对林彪身体状况的体恤，亦或是出于对拒绝林彪的忌惮，纵然我内心深处并不愿肩负此重任，最终还是顺从地轻点了一下头，回应道：“可以。”

重返办公室，我将林彪的指示悉数记录于张云生交予我的登记簿中。此后，每当林彪在文件上需批示或签名，便由我代为处理。他的批语大多仅限于“呈主席审阅”、“呈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等寥寥数语，鲜少提出个人见解或建议。熟练掌握并模仿这些字眼，便足以应对日常事务。

自1967年3月至1971年9月，长达四年有余的时间里，我负责代林彪签署的文件累计超过四百份，这些文件记录于两本登记簿中。其中，绝大多数仅以“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寥寥数语草草带过。至于林彪本人授意的批语，在我心中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叶群交托我代为撰写的几则批语，却至今仍历历在目。

02

向江青“致敬”

除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江青堪称最爱对中央传阅文件进行批示的人。她的批示常常带有强烈的气势，迫使他人作出回应。林彪对此不感兴趣，秘书们也普遍不愿上报。在秘书之间流传着一种默契，一旦提及“难题”将至，便知是江青又对一份传阅文件进行了批示。我在处理江青的批示时，同样格外谨慎，就如同对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一般，确保登记详尽准确，收件后立即处理。

绝不率先表态，以免得罪江青。她总能巧妙地推诿责任，绕过弯子，最终找到搪塞过去的方法。

“江青不宜担任此职务”，从而将江青的校长之梦彻底封存。

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向来疏远，于是叶群便擅自作出决定，代为表达林彪的立场。林彪两次特意批示向江青表示“敬意”，便是这一行为的明证。

1968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叶群返回毛家湾，踏入秘书的办公室后，她急忙大声呼喊：“李根清在哪儿？李根清！”

我走到叶群身旁，只见她从那摞文件中抽出了两张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纸张，随即对我说：“请过来，在这张纸上为首长批注几字。”

我未能辨识纸上的具体字句，然而，我一眼便认出那是陈伯达的笔迹。纸上还点缀着毛泽东那龙腾凤舞般的批注，以及众多人留下的密集文字。

“批什么呢？”我问。

“咱们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这一表述吧。”

“评价真是如此之高啊！”

叶群对此并未放在心上，她只是随手指向那两页纸，对我说：“你瞧瞧他们所写的，首长的批示，其分量似乎比陈伯达的要轻。”

此刻，我才细细审视了那两张承载着文字的纸张，方才察觉，这竟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信中内容涉及将江青（即蓝萍）在三十年代撰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呈送审阅，信中江青详细描述了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的纠葛，并表达了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信的结尾，除了江青本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们也纷纷签名，其中不乏附上批语。陈伯达在信中对江青赞誉有加，称其早在三十年代“便堪称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不仅亲自圈阅，还留下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叶群见我已阅读过此信，便说道：“这是碰头会全体成员共同作出的评价，大家都已签名，主席也批示认可，首长的批语自然不可低于陈伯达，你就放心写吧。”

“这二字我未曾习得，不知是否烦请首长明示，是否可在明日予以批示。”我想，若是林彪亲笔批示，恐怕断不会出现如此言论。

叶群催促道：“首长已经安歇，明日恐来不及，你务必抓紧时间书写，我亦需携此急返会场。”

我唯有遵命。叶群随我步入办公室，目睹我在“林副主席”四个字周围勾勒出一圈，随即划出一条线条，并书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的字样，随后心满意足地将陈伯达的信件收好。紧接着，她又取出江青的公开信，低声叮嘱我：“务必迅速，尽快将这封信抄写下来。”我深知这是叶群在暗中留心江青的文字记录，于是仅用几分钟便将江青的公开信抄录完毕。叶群迅速将信件收藏好，便匆匆返回会场。

这就是叶群——表面亲昵，暗地里却暗中使绊，江青也不例外。

李根清代林彪批文件

半年之后，叶群再度指示林彪向江青表达敬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亲自负责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专案处理。1968年9月，专案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中情绪激昂地写道：“我愤慨至极！我深恶痛绝！务必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堪称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其罪恶行径可谓集五毒于一身，是极其阴险、凶狠、狡诈、狠毒的阶级敌人。”

在聆听秘书阐述完该份文件内容后，林彪并未发表任何意见，仅以空中划过的一个圆满的圆弧，示意其表示赞同。

遵照叶群的指示，未经她亲自审核，任何文件均不得擅自退还。若未得到她的同意，林彪的任何意见均无效。因此，该文件亦需等待叶群的最终决定。

“完全赞同，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成就卓著的江青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经江青的指导，批准了一份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一报告中将刘少奇错误地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标签，并作出了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及党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与此同时，林彪也对制造此冤案的幕后主使者江青表示了所谓的“敬意”，这一行为也被永远地记录在历史的篇章中。然而，有必要明确的是，我所为林彪起草的文件上的批语仅此一句。

03

“赠霍查同志”

1967年10月2日，林彪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一行。待客人抵达后，郭连凯手持一摞《毛主席语录》急切地找到我：“老根，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赶紧在这些语录本上批注，以便即刻转交给贵宾。”

在那个时期，外交交往中流行向外国朋友赠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以及毛主席像章。

“为何外交部不提供，而我们却要自行送去？”我这样反问道。

郭连凯言道：“主任有令，速速落笔，此会即告落幕。”话音未落，他伸手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霍查、谢胡、阿利亚、卡博、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请将‘赠霍查同志，林彪’的字样写下，随后依照名单逐一记录。”

我对叶群此举颇感不悦，便向郭连凯提议：“你也该劝导一下主任，这毕竟是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物，我替领导执笔又有何意义？”

郭连凯闻言，忍不住“哈哈”一笑，言道：“果不其然，主任料事如神。我确实有此想法，主任却解释说，正因为是送给外国人的，这才让根清执笔。毕竟，外国友人未必能识得中文。”

“老根真是了得，字迹竟传得如此之远。”

04

“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鲁迅《答徐懋庸》等文批注》和《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评注》。在信中，江青提及，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便已洞悉周扬并非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周扬与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自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冠以“四条汉子”之名，遭受了批斗和污名化的命运。三年光阴流转，江青与姚文元随后再次利用“批”、“评”的手段，试图掀起一股批判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观点的狂潮。实则，他们的目的并不在周扬，而是指向林彪。

1968年10月26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表了一篇冗长的讲话。在阐述毛泽东同志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时，他引用了全球历史上三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革命”作为例证，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以及以意大利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将这些革命与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并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对比，称前者为“小巫”，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誉为“大巫”，强调其“规模”与“深刻性”远超前者。

林彪这样讲本来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但却引起江青的不满。她在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上写了一些批语寄给林彪，让林彪看后转送毛泽东。 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发表言论，指出林彪将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实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贬低，这种做法暴露了其“理论上不成熟”的短板。

江青的言论迅速传入林彪耳中，林彪勃然大怒，怒斥江青道：“她算哪门子东西！”

江青公然出示了含有对林彪讲话的影射内容，并强烈要求林彪亲自批转至全国范围，此举显然意在向林彪施压，彰显她自认为是毛泽东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坚定捍卫者。

叶群手握会场归还的那堆文件，犹如手握烫手山芋。面对江青，她虽不打算正面冲突，却也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她对秘书道：“这可真是棘手的问题！不知哪位能去为领导说明情况呢？此前十一楼曾嘱咐我，务必请领导给予支持，但鉴于领导因她那番话仍余怒未消，恐怕很难同意批准，我真心担忧领导会将她拒之门外。”

通常，秘书们皆不愿承担处理江青文件的职责，现场一时陷入沉默，最终由于运深毅然接下了这个棘手的任务。

据运深所述，当他向林彪传达相关信息时，林彪接过资料匆匆一瞥，随即愤然将其掷于地毯之上，怒斥道：“这纯粹是伪马克思主义！我负责指挥作战，对她的话不予理会！”

“你看，（江青）还在等待我的回复呢！”

叶群面对江青带来的棘手问题，总能巧妙地找到解决方案。她倚靠在沙发上沉思片刻，随后起身对我说：“小李啊，这样处理如何？你代为批阅几句，就写‘请政治局讨论，随后呈送主席批示’。”

当时，我认为叶群的提议颇具匠心，既未正面顶撞江青，也未将问题直接推给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局委员面前揭露了江青、姚文元的真面目，实则是在为林彪解除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于是，我在叶群面前为林彪勾勒出了一个圈，并在上面写下了叶群所交代的话语。

在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日，叶群刻意缺席，未曾露面。据吴法宪回忆，那日，仅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人执意要求将文件下发全国，而周恩来及政治局中的多数成员则坚决反对，致使该提案未能获得批准。最终，周恩来将相关材料呈送至毛泽东处，却不幸被其扣留。

江青执着于她的坚持。两个月时光荏苒，她再次将修订后的文稿呈递给了林彪，并附上一封致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的信，恳请林彪予以审批。林彪如前次般回应：“暂且搁置，无需理会。”叶群亦如法炮制，再次请林彪签署“请政治局审议后，再呈报主席批示”。在此之前，她已与周恩来进行电话沟通，周恩来表示：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

叶群挂断电话后，却语气坚定地说：“这个球，即便总理不愿接，我们也必须踢给他。明知道在主席那里可能会遭遇拒绝，那就让他自己去面对吧。”果不其然，叶群的话再次应验。江青提交的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再度遭遇了挫折，而送达毛泽东手中后，亦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毛泽东与江青或许并未察觉，与江青周旋的，远不止林彪一人，叶群亦在其中。叶群以林彪之名为幌子，巧妙地动员周恩来及政治局诸位委员投身于与江青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林彪不过成为了叶群手中的棋子。

05

“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自庐山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所发布的文件，无不将毛泽东、林彪的批语置于正文的标题之上，以鲜明的红字标注“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亦或是“毛主席批示：甚好，照发”，“林副主席批示：完全赞同主席批示”；更有甚者，呈现“毛主席已圈阅”，“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的情景。

此处，毛泽东的批示无可挑剔，而林彪的批语则显得格格不入。这乃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林彪这位特殊人物所做出的异样之举。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似乎总是紧随毛泽东之后，步调一致。

众所周知，林办的秘书们皆明，此类怪异之举非林彪之所作，实乃叶群一手促成。

庐山，被誉为林彪的滑铁卢。自“批陈整风”运动展开，林彪便一蹶不振，对政事不再过问。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将措辞严厉的批语文件分发给“林、周、康”等人，表面上看似针对陈伯达，实则矛头直指林彪。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等人纷纷进行检讨，而江青一伙则显得得意洋洋，林彪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林彪已不再愿审阅文件，即便是仅批给“林、周、康”三人的文件，秘书亦无法呈递，一切均由叶群代为决断。林彪在《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上的批语等，其实 这一切均出自叶群之口，而我则代笔将其整理成文，呈递于林彪。

“我确实曾当面提出过异议。主任却表示，你们对此尚且缺乏理解，坚持要求如此批驳，我也只能照此办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个“甩袖掌柜”，毛泽东曾批评他“想当明世宗”。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玩“林彪”如同儿戏，这是我当年看到的隐藏在毛家湾的黑暗的一角。

06

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

十年文革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猖獗的年代。1966年底至1971年秋，我在林彪办公室担任保密员，亲眼目睹了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的情景。

毛泽东被赋予“四个伟大”的尊称，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与最终确立的过程。1966年8月31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际，林彪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我谨代表我们崇高的导师、卓越的领袖、杰出的统帅以及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问候！”这标志着“四个伟大”口号首次由林彪完整地提出。

此篇演说的版权并不归属于林彪。正如他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作的其他演讲一般，演说稿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林彪仅是依照文稿进行宣读。

“若不承认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便无法理解为何我们要将这位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尊为我们的领袖。”

将“导师”、“领袖”、“统帅”、“舵手”这四个词汇依序排列，并在其前分别缀以“伟大”二字，实乃中央文革时期的“笔杆子”们的巧妙之举。在彼时，陈伯达提出了三个称号——1966年8月18日，正值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之际，陈伯达担任主持，他开篇便言：“我们崇高的领袖、卓越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日亲临此地，与大家共聚一堂......”次日，即8月20日，陈伯达负责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并新增了“伟大的统帅”这一称谓，从而凑齐了“四个伟大”，且排列顺序由导师起首。社论中阐述：

“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口号，在“四个伟大”的表述之后，特意加上了“万岁”二字。

“现在都有哪些地方请求题词？你们赶紧做好准备，首长今天的身体状况很好，可以题字。”

我迅速备齐了笔墨纸砚，与小郭、小于两位秘书一同前往林彪的面前。

“哪里？”林彪问。

“《战友报》隶属于北京军区，而清华大学则有蒯大富……”郭秘书如此回应。

听闻蒯大富之名，林彪手中挑选毛笔的动作顿时停顿，脸色严肃地说：“竟是为蒯大富书写？”

叶群见林彪表情突变，立刻靠近他，以她特有的语气缓缓地对林彪说道：“清华校园内竖立了一座高达三层楼、由汉白玉精心打造的主席雕像，其基座长度超过两米，并以大理石装饰，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他们希望基座上能刻上‘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样的请求，难道你不应该答应吗？”

林彪犹存几分踌躇，却并未再发表意见，取出一支毛笔预备题字。我将宣纸平铺于林彪面前茶几之上，将新磨的墨汁置于茶几的一侧，又将林彪挑选的毛笔在清水中轻轻浸泡后递给他，他随即开始书写。首先挥毫题下“战友报”三字，见效果尚可，便不再反复。继而又在另一张纸上题写“四个伟大”，完成后便搁下笔，倚靠在沙发上稍作休息。

叶群审视了“四个伟大”的题词，觉得字体显得过于细小且单薄，于是便建议林彪重新书写。恰巧那天林彪心情颇佳，便换了一支毛笔，重新挥毫泼墨，这幅作品便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四个伟大”题词。

林彪亲笔题写的“四个伟大”荣耀地登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1日的头版。

叶群拿起林彪的题词，轻轻摇曳着，对身边的秘书低语道：“这题词非同小可，意义深远。它是首长赐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绝非仅赠与蒯大富一人。你们切不可将之赠予蒯大富，以免他沾染了不该有的光彩。请将它送往解放军报社，确保五一节前得以刊发。同时，不妨给蒯大富打个电话，让他知晓报纸上所公布的题词。”

遵照叶群的指示，我与于秘书一同抵达解放军报社，将林彪的题词交付于他们，并传达了叶群的相应意见。我们耐心等待他们完成题词的制版工作，随后取回两张复印件交予叶群审阅，这些复印件此后一直妥善保存在档案之中。

1967年5月1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林彪的题词。紧接着，数日之内，众多其他媒体亦竞相转载该内容。

不久，毛泽东的反应传到毛家湾。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出的题词，对身边的人说：“谁封我这四个官啊？什么万岁，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我死了，你们要吃大亏。”

没有听说林彪有何反应。当时没有人拿毛泽东的这个告诫当一回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急剧升温的个人崇拜到1967年上半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佩戴毛主席头像纪念章、建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型塑像、手捧“红宝书”站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已经风靡神州大地，人们都发自内心地喊毛主席万岁，谁也不觉得“四个伟大”不好。

1967年夏季之初，北京军区向上级提出在军区大院广场树立毛泽东同志全身塑像的申请。这标志着军队系统首次提出此类请求。林彪将军将这一请示转交给了毛泽东同志。7月5日，毛泽东同志对此做出批示，指出此举劳民伤财，无益而有害，若不及时制止，必将引发一阵浮夸之风的蔓延。他要求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发出相应的指示，以遏制这股风潮。于是，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会议，并在7月13日发布了《关于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正式下令停止这一塑像风潮。

然而，在那个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横行，任何一份文件都无法抵挡全社会的“三忠于”“四无限”狂潮。塑像之风仍旧在各处盛行，毛泽东身着军大衣，挥舞着巨手，接见红卫兵的巨型全身塑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大广场上迅速崛起。每一尊塑像的基座上，都刻有林彪所题写的“四个伟大”字样。

毛泽东曾风趣而略显无奈地言道：“在这数九严寒之际，你们皆已安睡，却让我孤零零地站岗巡逻，这般的残酷，真是令人心酸！”此外，他对那浪费巨额资源制作纪念章的风气亦颇有微词，他愤慨地呼唤：“把我的飞机还给我。”

个人崇拜的蔓延，形而上学的风气盛行，皆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物。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口号，助长了这种趋势，其责任难以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