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和同桌先后来到新疆兵团，60多年后同学聚会，她的名字已加上了黑框

文/赵继欣

9月17日，是我们这批武汉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兵团出发的日子。60多年后，我们在原来的出发地搞了一次聚会。

战友聚会，同学重逢，心中是另一种滋味，回忆起支边那段历史，倍感亲切，顿时感到年轻了一截。

会前，聚会牵头人汇编了《战友通讯录》人手一册。到手后，我迫不及待的翻阅，寻找丁兰的名字。我惊奇的发现她被列在已去世人员的行列，名字已加上了黑框，这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我和丁兰是在武汉大学附中念书时期的同桌同学。那时候正好碰上教育体制十年一贯制,一坐就是四年。

班主任是从武汉大学发配下来的名教授,据说是校长李达(中共一大代表)的学术商榷人。

他为建立良好的课堂秩序，实行男女生同桌。男女生同桌格外难受，确实不自由，我用铅笔刀在课桌中间重重的划了一道分界线。

记得那个时候，我的俄语很差，连续两学期参加补考。毕业考试那一年，丁兰做题速度很快，有意识地把卷子往分界线的左上角移动以示向我行贿。

我故作镇静，目不斜视，结果俄语仍然不及格，加上自己雄心壮志，便毫不犹豫的报名去了新疆兵团。

丁兰学习成绩优异，但她家里背景太差，在那个年代，一个名校肯定不会录取一个家庭背景几乎一团漆黑的学生，她只好也报名去了新疆,新疆兵团能录取她，她就应该感到欢天喜地了。

临近出发的日子，班里自行组织了一场欢送我们的篝火晚会，地点是江滩公园。那晚，皓月当空，眼前是滔滔东去的万里长江，身后是万家灯火的街市，同学们怀着一种莫测的心情，围坐在篝火旁。

丁兰身穿戎装，头戴无沿帽，扎了两个刷刷辫，脚穿白塑料底的黑布鞋身姿可人。

她代表要去兵团的同学们和音乐老师一起合唱了《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歌毕，她饱含热泪深深鞠了一躬，两只手臂垂出衣袖象两截洁白的洪湖白莲藕，转过身来又同音乐老师拥抱，仿佛稚儿要离开慈母的怀抱，久久不肯松开。

那一年支援新疆兵团的青年分几批出发，我比丁兰早走几天。9月13日下午，武汉南站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欢送的人们列队站立两旁，我们戴着大红花豪迈地从中间走过，并不停地挥手向亲人、向故乡告别。

当列车缓缓启动时，丁兰从站台一角，几乎和列车同时起步奔向我乘坐的车厢窗口，把一个红皮日记本半抛半塞地递给了我以示纪念。并且还大喊了一声:“新疆见，我17号出发!”

当时，铁道部把挂有北京一广州车标的特快列车调到武汉，经过五天六夜的万里跋涉，开到了西北边城乌鲁木齐。

兵团首长陶峙岳、张仲瀚亲自到车站迎接，一阵喧闹之后，在长江路广场点名集中，然后乘坐大卡车奔向各自的单位和团场，要想找一个熟人、同学真难。

反正，沿天山以北，围绕准噶尔盆地一字排开，各自不知去向。

我被留在了机关教导队参加秋冬训练，第二年春，团场编班整训，准备春耕生产。

为了加强对城市支边青年的锻炼和思想改造，为了便于统一管理，我又被归并到一个团场的基层支边青年连队。

到连第二天，我到食堂打饭，看到礼堂宣传栏里贴着一张表彰名单“冬季拉沙改田先进分子”，里面竟然有一个叫丁兰的名字，我心里想，决不是重名重姓，肯定是我的同学丁兰。有一天晚饭后，我趁天刚黑到厕所后面林带里去偷砍了一颗树做铁锹把，走到机务排门口，正巧碰到丁兰，她提了一瓶废柴油，昔日的戎装已经脱去，脖子上围着洁白的纱中穿一身灰不灰，白不白的劳动布服装。

我叫了一声:“丁兰!”她应了一声后说:“没想到我们又到一块了!”久别重逢感慨万千:

“这个连队怎么样?”

“你呆长了就知道了。”

“你家里情况怎么样?

“还不是那个样子。”

看来她是极不愿意提起她那个家，严格说来，她没有家，从小在姑姑家寄养长大。

她祖籍湖南湘乡，父亲丁同斌，旧社会留学海外学习飞机维修，回国后，在国民党一家飞机场里做中校机械师，49年初夏解放大军逼近长沙城下，丁同斌也准备随上司乘机飞逃台湾，但却被上司赶下了飞机。

“一个机械师不能先走，后面的飞机出了故障，谁修?下去!你应该最后走!”

没过几天，丁同斌和他的同僚们一并被解放军俘虏，被押解到洞庭湖畔的一个半岛上开始了劳改。第二年，出生不到周岁的丁兰被风尘仆仆的母亲抱到武汉姑姑家。

“你丁家的人，没办法，我走啦!”母亲又匆匆的离开了武汉，从此不知去向。

姑姑还真能干，没有亏待丁兰。骨肉一场，一番亲情。尝一口，喂一口，将她拉扯大。

自那以后，我们在连队偶尔见个面，点个头，时间长了，连招呼也不打了，各走各的路。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在饭堂的《春耕快报》《三夏园地》、《三秋战报》上看到她被表彰的名字。给人们的印象，丁兰是一个很能干的支边青年，是一个促生产的能手，当年还成了团组织的培养对象。

1967年冬，各大城市知青纷纷离开兵团，滞留京、津、沪、杭、汉。我在侦查好逃离路线之后，在分场又看到丁兰，我主动问她:“你走不走?没有路费，我给你贴一点!”

她无奈地回答:“我不是钱的问题，我的家庭情况不能和你比，将来回来后怎么交差?回到武汉到哪里落脚?”

之后，我们成群结队的回到武汉，她继续在连队当她的促生产能手。

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城市青年纷纷返回连队，就当时的环境，考虑到环境对人的改造，许多家庭和个人有问题的青年统统被疏散到“小西伯利亚”，条件艰苦的边远连队。

丁兰被分到遥远的二十四连，那个连队大多数是劳改新生留场就业人员，那里与老乡公社柳毛湾仅隔一道涝坝。

自那以后我几乎很少看到她，更难打听到她的音讯。

随着年岁的增长，很多知青都成了家。那个年代，择偶的标准和现在是不一样的，象丁兰那样的家庭背景在择偶问题上怕要得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1974年春，我到总场去参加一次短训班，凑巧和丁兰所在连的副指导员住在同一间房，晚间又没有什么活动，我便问起了丁兰的情况:这位副指导员便把丁兰的近况向我娓娓道来:

丁兰想找个理想的人家确实有点难，找个好一点的吧，她的家庭情况你清楚，找个差点的吧，她又不甘心，毕竟是大城市的知青，人长的还有那么几分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五七排的女排长做了一件好事，给丁兰介绍了一个甘肃酒泉籍的小伙子，人长的很端正，是咱们团多年学习积极分子马正亮的侄子，家里出身三代贫农，是我们连五七排的顶梁柱，女排长千说万磨，丁兰同意了。

但对象是个男家属，我和马正亮到场部军务股跑了几趟，几经请示,才批准了这个知青男家属的户口和招工指标。

他们和我们的待遇一个样(3892的下延级)。我又亲自主持了她们的婚礼,给她们成了个家,去年冬闲的探亲假,风风光光的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走了一趟。

你知道我们连队条件差，大田的活特别难干，今年春季编班前，小两口向连队递了申请，原意到畜牧点去放羊，我当时和几位支委通了个气，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当年初冬，我奉命到老乡公社完成一份外调任务，返回时路过畜牧点，天还下着雪粒，看见丁兰正在往羊圈里抱苜蓿，我猛地叫了一声:“丁兰，拿糖来!”

她定睛一瞥是我，爽快地回答:“以后再补!”并执意叫我吃了晚饭再走，我看到天色已晚，便上车返回连队，当我回头张望时，她在不停的向我挥手，齐耳的短发，随风飘扬，丰满的前胸已经微微下垂，看来她已经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演变。

过了两年，我调离兵团之际，我专程到畜牧点去向她辞行，天气阴冷，远望着她和他的丈夫在畜牧点放羊，我不由得涕然命笔:

西沿天山朔风起，搅昏苍茫数千里。

遥望风雪迷漫处，也有几多牧羊女?

后来改革开放后，丁兰和丈夫在场部创建了一个经贸公司，每天营业额至少有三、四千块，一个月的毛收入有八、九万元，公司还请了一些帮工的，她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儿子在武汉科技大学毕业后，刚好符合武汉市对知青的优惠政策，留在了武汉市。

这也是知青，一个几乎看不出一点知青味的武汉女知青，她那跟客户周旋的本事，很有点阿庆嫂的风度，他跟大门口看守大门的当年是勤务员的知青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个红红火火，一个冷冷清清，一个大展宏图，一个一筹莫展，一个脑瓜灵活善于经营干起了一番兴旺的事业，一个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无望地面对着遥远的前途。

说起来是大前年的事了，丁兰丈夫在甘肃酒泉下河清乡的养父因病去世了，刚好是深秋，经贸公司忙的一塌糊涂。

丁兰说，丈夫过于老实忠厚，奔丧的事难以应酬打发，她让丈夫在公司照看摊子，自己亲自去了甘肃，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那天在酒泉清水镇通往下河清乡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三死四伤，死者中竟然就有丁兰。

哎!一个江南的纤弱女子终于在这边关大漠的边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深深地怀念你，丁兰!

【作者简介】

赵继欣，男，1949年12月2日生，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业经济系，曾支边石河子总场十年，后调湖北通山县人民政府，2009年，调研员岗位退休。

【后记】

在兵团的岁月里，丁兰用汗水改写着人生轨迹。从冬季拉沙改田的先进分子，到春耕秋收战报上的常客，她褪去戎装，换上沾满尘土的劳动布服装，把江南女子的柔弱，化作了扎根戈壁的坚韧。

当其他知青逃离兵团时，她因家庭所困无法抉择，却从未沉沦，反而在艰苦的边远连队里坚守；择偶时，她在现实与自尊间徘徊，最终找到安稳的归宿，甚至主动申请去畜牧点放羊，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改革开放后，丁兰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从牧羊女到经贸公司老板，她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泼辣的劲头，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活成了“阿庆嫂” 式的干练女性，让儿子重返武汉扎根，圆了自己当年的城市梦。

这份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是她对命运最有力的反抗，也是支边青年“既来之则安之” 的生存智慧。 可命运终究残酷，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她永远停在了路上。

从江南纤弱少女到边疆创业能手，从课桌前的同桌到通讯录里的黑框名字，丁兰的一生，是抗争与坚守的一生，是不幸与幸运交织的一生。

她用 60 年的时光证明，即便出身自带枷锁，即便命运颠沛流离，只要心怀韧性，就能在戈壁滩上活出自己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