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沉寂多年，为何突然公开唱反调
在“文化大革命”肆虐的年代，北戴河显得荒凉而寂寥，然而林彪依旧频繁地在夏日选择这里作为居所。1971年的夏日，他与叶群一同居于北戴河西海滩北侧，距离两公里远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幢两层的小楼内，那便是中直疗养院62号楼——它原名为96号楼。尽管如此，人们仍旧习惯性地称之为“96号楼”。
林彪在京城的主要居所共有两处：其一为自家的住所，位于毛家湾；其二则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环以高墙，北面并不直面街巷，附近设有解放军出版社，即位于平安里三号。曾有一度，交通部门计划增设115路电车，其终点站定于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然而此计划终因毛家湾方面的反对而作罢，主要顾虑是电车运行时的噪音可能干扰到林彪。
炎炎夏日，一旦京城有要事，他便选择入住人民大会堂，逗留长达两三个月。在此，林彪的居所通常是浙江厅。他畏惧阳光、惧怕风声、忌讳水湿、对刺耳噪声敏感，还惧怕气温突变、人群密集、劳累过度以及种种常人所不惧的诸多事物。
他偏好宁静，有人将其视为性格上的特殊之处，也有人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它已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心理与神经系统。
自然，若是夏日在北京无所事事，林彪便会常往大连或北戴河定居。至于春日，他偏爱苏州之地，那江南的春光尤为迷人，往往整季都沉浸其中。即便在成为“副统帅”之后，林彪的生活习性依旧显得颇为奇异，日常的主要活动便是沉思。他常常在寂静、昏暗、无色彩的环境中，静坐数小时，宛如入定的老僧。
沉思与寡言，成为与他接触过的党内领导们共同的印象，然而，在那个时期，众人的心中并未产生任何阴险的联想。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回忆录中记载，林彪偶尔会在室内踱步，边走边低声自语，同时细细品味着炒过的黄豆。他有时会一根接一根地划动火柴，直到整盒火柴燃尽，此时他的脸上才会流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依照林彪惯常的作息规律，他每日需坐上五六小时，其中上午工作时长约三小时，下午则至少两小时，最多可达三小时。唯有在风平浪静的黄昏时分，他才会步出庭院稍作散步，而光线过于强烈时，即便是休息时间，他也绝不外出。
所有他审阅的电报与文件，都必须延迟三个小时后方可发出。
知晓林彪日常习性的人士普遍认为，他最难以容忍的便是他人无预警地打断其思维。此类干扰往往会引发他的情绪连锁反应，而这种情绪他平日里难以自控，即便是叶群也难以言明那情绪的实质。
此类情绪虽非频繁发作，然一旦出现，便会显现出两种异于常人的症状：其一是心慌伴随汗出，其二则是大小便失控。在这种状况下，林彪几乎无法进行任何活动，不仅阅读、聆听汇报成为奢望，就连进食也变得异常艰难。遭遇此情形，林彪唯有严格卧床静养，且往往需休息四至五日方能恢复如常。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林彪秉持的行事准则是“毛主席认同，我便认同；毛主席圈定，我便圈定”的“紧跟”之道，极少主动抛头露面。在接待外宾的场合，他通常选择回避，只有在毛泽东亲自要求他陪同的情况下，才会勉为其难地露面。
平日里，林彪夜以继日地深思问题，在昏暗的居室中策划着形形色色的军事与政治策略。他参与政治的方式，惯常是倾听秘书解读文件，并委托秘书代表他于文件上圈定同意。一旦表示赞同，他便会挥动胳膊，在空中画一个圆圈，秘书随即在文件上绘制出相同的标记。若需表达观点，秘书便会记录下来。若他持反对意见，则会说“不予答复”，或以一个压抑的手势示意。
在“批林”运动中，揭露的资料显示，林彪所标示“圈阅”的文件，实则多为秘书代为勾勒的轮廓，此乃实情。长期以来，林彪的出行方式惯于“转车”，即乘坐汽车驰骋于野外，于颠簸之中寻求快感。然而，自1970年秋季起，这种独特的出行方式亦日渐稀少。
庐山会议的失误，让林彪陷入了深深的懊恼与焦躁。他本就少言寡语，此刻更是沉默不语。除了偶尔聆听秘书解读中央文件，其他文件鲜少涉猎。会客的次数也大幅减少，他常独自一人在房中徘徊，一圈又一圈，步履不停。
在此阶段，毛泽东对林彪及其麾下将领实施了保护与批评的双重策略。尽管在组织上对林彪给予了保护，但他同时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及叶群展开了逐步加强的批判。鉴于庐山会议主要针对的是陈伯达，林彪及其团伙的问题尚未在党内军内高级干部中广泛认知并引起警觉，毛泽东便着手实施一系列“降温”举措，通过多渠道进行提醒，为被誉为“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降温。
他屡次接待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与群众团体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个别交流。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逐步采取了一种从舆论影响至实际权力的削弱，直至最终瓦解的策略。当时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批评，林彪心中自有一番明悟，而一些领导干部亦能隐约感知到其中的锋芒所在。
1971年1月，北京军区在陈伯达的影响下，一度被林彪所操控，随后其组织结构经历了改组，对此后的定性意见各异。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遣代表加入原本由黄、吴、李、邱等人主导的军委办事组，实施了“掺沙子”策略，从而打破了林彪一派在办事组中的垄断局面。进入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召开，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以及叶群的检讨书，以及毛泽东的批语，均在会上进行了分发。
五月中旬，关于《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该谈话于1970年12月举行）的内容开始在各级领导干部之间层层传达。谈话中特别指出，“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表述颇遭非议。而这一表述，恰恰是林彪最为钟爱的。
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联袂发表评论，向全党发出警示，呼吁警惕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犹如赫鲁晓夫般的人物”。
在过去的数年，刘少奇被错误地贴上了“中国版赫鲁晓夫”的标签（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起重大的冤案），而此时，我们还需提防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些类似于赫鲁晓夫的人物。显然，他们的身份非同寻常！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
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彪所显露的往往是其柔顺的一面，而内里那份霸气鲜少显露，此时的他，仅通过阴谋诡计来释放心中的不满。
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针对“顶牛”一说曾回忆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说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不是真实的。
不论李文普的分析如何，根据当时的情形分析，林彪之所以选择不进行自我检查，实乃他认为此举无实质意义。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无法公之于众，反而可能会使自己的罪行更为加重。正如他儿子林立果所言，这已是一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决心。
自1971年起，毛泽东与其所谓的“亲密战友”之间裂痕日益扩大，这种貌合神离的态势迅速被锐利的新闻摄影镜头所捕捉，这一发现令他们感到震惊。杜修贤，一位资深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回忆起庐山会议之后，他所见证的两件异常之事：
在1971年“五一”劳动节当天，一件往事便发生在了天安门观礼台上。当夜，天安门广场上灯光璀璨，如同繁花似锦，欢歌笑语回荡在空中。城楼上，一排排圆桌依次排列，正中央的圆桌，特地为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同志所设。
夜幕降临，华灯渐次亮起，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天安门城楼，在中央圆桌的东侧落座。西哈努克亲王与董必武依次入座，而毛泽东正对面的位置却始终保持着空缺，那是林彪的专席。依据当时的规定，自九大之后，凡报纸上刊登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影像，林彪必须一同出现在画面中，以此彰显其“接班人”的重要地位。
昔日，每当林彪与毛泽东一同出席盛会，他总会在电梯旁提前五分钟恭候，力图展现出他对导师的尊敬与服从。然而，此次他却违背常规，迟迟未来。毛泽东在与西哈努克交谈之际，不时地向空置的位置投去目光。周恩来显得十分焦急，屡次查阅手表，甚至派遣秘书探询林彪的行踪。
终于，林彪不紧不慢地踏上了城楼。五月的风已轻拂，他却依旧裹着一件军呢大衣，身上弥漫着浓重的烟草气息，显得神色颓废，满目愁云。他孤僻地坐下，一言不发，与近在眼前的毛泽东未曾握手，亦无交谈，甚至未曾投以一瞥，只是默默垂头。
杜修贤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他的职责是捕捉毛泽东与林彪亲密交谈的画面，然而此刻，两人隔着桌案，各自沉默，根本无话可谈，拍摄工作陷入了僵局。
杜修贤，长期奋战在记者一线，养成了到场便先拍摄一张全景照片的习惯。此次，他随意地按下了快门，捕捉了一幕全景。放下相机后，他耐心地等待，寻找着捕捉新闻的最佳时机。然而，当他再次回到圆桌前，不禁瞪大了双眼：林彪的座位空空如也，人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恩来察觉到了不祥的气息，目光不断投向那空旷的座位，喉结不安地上下移动，似乎有话要说，却又在舌尖打转后生生咽下。他挥手示意警卫员前来，轻声交待了几句。警卫员迅疾地奔向城楼大厅，不久便返回，与周恩来低声交谈了几句。周恩来面容顿时变得异常凝重。
杜修贤匆匆上前询问，方知林彪早已返回家中。面对林彪的突然离去，毛泽东展现出了超然的大度，对此并不介意。西哈努克国王好奇地询问林副主席的去向。董必武解释道：“他身体不适，先行返回了。”幸亏杜修贤在林彪刚刚落座之际，已迅速捕捉到了一张照片，否则那日的报纸上便会缺失这位“副统帅”的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成为了新闻部门的一大政治难题。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步入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亦相继而至。我匆忙捕捉着他们握手的热烈瞬间，待宾主落座，我又迅速转而记录下会议的情景。观察到会谈气氛已步入正轨，我便退至门外大厅，静待会谈结束再行拍摄。我在大厅中漫步一圈，委托他人将刚刚拍摄的胶卷送回社里冲洗。当我重返大厅时，眼前的景象让我几乎不敢置信：林彪正坐在大厅西北角的椅子上，而非沙发上。我以为会谈已然结束。再细看，主席和总理的警卫员也都在大厅中，他们和我一样，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这突如其来的林彪。不知林彪何时从118号房间走出。我们头顶炎炎烈日，汗流浃背，他却蜷缩成一团，帽檐低垂，最令人震惊的是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容，尽管无法窥见全貌，但露出的部分已足以让人确信那是一张蜡像般的脸。我回到118号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空如也，与“五一”夜晚的那张椅子如出一辙。毛泽东却显得镇定自若，兴致勃勃地挥舞着手臂与客人热烈交谈。周恩来则面带平静的微笑，不时插话。康生言辞不多，眼镜后的目光深邃莫测。会谈结束后，林彪却仍未现身。待毛泽东等人离去，我才整理好摄影器材，离开118号房间。在大厅中，我瞥了一眼西北角，只见林彪依旧不死不活地坐在那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察觉到他情绪略显低落，身体状态似乎也有所下滑，然而由于日日相见，并未察觉到明显的不适。他的健康状况有详尽的病历记录为证，所服用的药物均有保健医生详实记录。
301医院、北京医院的众多专家与医生曾为林彪诊疗疾病、进行全面体检。数届担任林彪保健工作的医生至今仍居住于北京。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亦在北戴河负责林彪的保健事宜。
初秋九月，正当林立衡与张宁即将抵达北戴河之际，蒋保生再度邀请北京医院及解放军301总医院的权威专家与医生赴北戴河，对林彪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林彪的身体状况与往昔无异，一切正常，并未发现任何新问题。
林彪蛰居八年后为何 突然夺权？
据悉，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期间，因医生用药过量，导致其神经功能受损，从而产生了对水、风的恐惧，以及易患感冒、腹泻、多汗等一系列并发症。林彪抵达北京后，在“林办”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分别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和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
然而，林彪对医生的话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自行查阅《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依据这些资料挑选药物服用。他偶尔表现得相当固执，坚持服用某特定药物，即便医生认为此举不妥或过量服用可能损害他的健康，也总会设法以替代品蒙混过关，试图哄骗他接受。
当林彪正处于养病期间，叶群等一众人士对外宣扬“首长”身体康健。然而，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透露林彪惧水、腹泻，甚至不愿观赏山水画等细节，竟被指责为泄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显而易见，这种一边养病一边对外声称身体无恙的做法，实则是在为林彪日后复出提前营造舆论氛围。
据警卫所述，林彪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心脏、肝脏、肺部等关键器官均无异常。然而，他易出汗且偶有腹泻之症。夜晚，他习惯穿着衬衣入睡，常因汗水浸湿衣物，出汗过多亦易引发感冒。因此，他需严格控制室内温度，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较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未曾使用过棉被，仅以毛巾被取暖。北京医院院长经过研究后指示，使用一条毛巾被可提升体温约4℃，而穿着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亦能增加4℃。保健人员据此大致把握室内温度，多数情况下维持在21℃左右。
自林彪遭受批判以来，坊间流传着关于他吸毒的种种传闻。然而，据长期担任其警卫的李文普所言，这些传言纯属夸大其词。在1950年代，林彪曾因食用狗肉后腹泻不止，为缓解病情，他不得不临时注射了杜冷丁。
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尽管林彪的生活习性颇为独特，他对警卫人员的要求却并不苛刻，反而易于相处。他饮食颇为简朴，由专人负责烹饪，尽管他饮食有偏，若是觉得肉菜导致身体不适，腹泻，便会从此避免。日常主食则主要是肉饼、青菜以及馒头。
林彪因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后来并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
尽管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他绝非某些人描述的那般，仿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以至于脆弱得似一阵风即可轻易吹倒。进入80年代，有人指责他“精神失常”、“行为失控”、“任由叶群操控”，这些说法同样缺乏事实依据。
有人夸大其词，对林彪的病情进行了渲染，实则意在迎合大众的好奇心理。另一些人则借此机会，试图表明林彪已病入膏肓，成为一个“重病号”，从而声称他对叶群和林立果的恶行“无从得知”，“丧失了责任能力”，甚至试图将林彪描绘成被叶群操控的“提线木偶”，更有甚者，企图以此推翻既定历史事实，声称林彪是被“劫持”至苏联。这些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林彪以身体欠佳为由，解放后长期蛰居休养。若他真是一心求退，恐怕在历史长河中，他便能以美名传世。然而遗憾的是，这位身居党中央常委之列的“重症患者”，却在诸多历史转折关头，频繁登上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戏码。最终，在投机失败后，林彪逃离北戴河，却不幸客死他乡，葬身异国荒野。
林彪由功臣转变为祸患的转折点，始于何时？应当说，是极端“左”倾思潮的不断加剧以及他个人野心和权欲的膨胀，最终酿成了那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951年，林彪接替周恩来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数月，不久后因病休养，自此未再参与工作。到了1958年，在八届五中全会上，他竟意外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一结果让人颇感惊讶，毕竟他当时仍处于病休状态，未能履行日常工作。
在这8年间林彪虽然一直养病，却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对党内的不少事件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不过他蛰居在阴暗的不通风的密室之中，所写的许多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多数是对毛泽东的动向和好恶进行揣摸。
众多评判与猜想，无不浸透着恶意、嘲讽乃至近乎辱骂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这位自1928年踏入井冈山便与毛泽东结下深厚情谊之人，竟会流露如此情绪。林彪心知肚明“极左”路线的错误，却比他人更加竭力宣扬，且展现出异常充沛的理论“创造力”。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
在推波助澜个人崇拜的狂潮中，林彪刻意展现出极其虔诚的姿态，其种种登峰造极、令人作呕的表演令人难忘。他“语录不离手”的形象，以及每次出场时那独特的手势挥动，至今仍深深烙印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心中。
这种极端的双重标准，实则揭示了其品质的极其败坏！
干这种虚伪的歌功颂德勾当，只能有一个目的，便是取得毛泽东的更大信任，就此攫取更大权力。在自己已经处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时候继续狂热地搞这一套，便只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