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开国大将的虎气神威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诞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1925年4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踏入湖北第二师范学校的大门，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26年6月，他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阀部队，转而投身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党的引领下，历经革命战争的磨砺，徐海东逐步成长为我国军队中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他英勇无畏，驰骋疆场，组织并指挥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数战役与战斗，以少胜多，屡建奇功，令敌人闻风丧胆，被誉为“虎将”。1955年，他荣膺大将军衔。
两主攻赞虎将
1932年岁末年初，蒋介石在1月底发起了针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攻势。敌方主力部队沿商潢公路及高店方向，迅猛地向商城进发。面对这一新的局势，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敌情的变化以及我军的实际优势，精心策划了杜付店战役。该战役中，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二师被赋予了在杜付店一线承担正面防御的重任。
“共产党员，纵然面临牺牲，亦须勇往直前！”此言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争先，夺取阵地。
他率领全体指战员坚定地守卫着阵地，连续三昼夜不懈奋战，成功抵御了敌人20余轮猛烈的攻势。到了第四日，我军巧妙运用包抄迂回的战术，部队迅速抵达战场，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令数万敌军陷入一片混乱，防线随之全面崩溃。这场战斗持续了半月之久，我军共歼灭、俘虏敌人4000余人，缴获敌军枪支2000余支。战斗结束后，陈赓亲自莅临三十六团，对徐海东赞叹道：“此次战斗，贵团的表现堪称出色！”“三十六团果然名不虚传！”
六月，蒋介石集结了26个师的兵力以及5个旅，总计三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对鄂豫皖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行动。然而，由于张国焘采纳了不恰当的作战方针，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的早期阶段便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为摆脱这一挨打不迭的困境，部队决定撤离苏区，向西方实施战略转移。
随着红四方面军主力西移，鄂豫皖苏区内的数支部队遭遇指挥不统一的难题，这无疑对与敌军进行有效作战构成了不利影响。为此，部队迅速进行整编，重组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被委以重任，担任军长一职，而王平章则肩负起政治委员的职责。徐海东亦被赋予重担，不仅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师的师长，同时兼任副军长的职务。
1933年3月4日，敌军第三十五师一○四旅侵占郭家河。鄂豫皖省委敏锐地观察到，该敌装备简陋，战斗力不强，且为新任驻防，对当地不甚熟悉。据此，省委决定集中兵力优势，趁其立足未稳，果断予以围歼。此役的主攻任务交由七十四师承担。5日夜晚，徐海东师长率领七十四师以及军部特务营，向郭家河方向挺进，并于6日拂晓时分抵达郭家河东南的戴家岗地区。
1935年，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南，镌刻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印记。
徐海东对地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随即命令二二○团与特务营实施迂回策略，向郭家河东北的主攻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与此同时，二二二团从郭家河的南、西两面展开夹击。地方武装与游击队则纷纷登上周围山头，高声呼喊，鸣枪助阵。战斗一经爆发，我军便击溃了敌军的部分部队，其余敌军则纷纷溃逃。溃逃之敌逃至二道河东南角，却意外地落入我预先设下的伏击圈，被困于一片低洼地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逃敌终被我军全数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仅7人，创下了令人瞩目的百比一之惊人战损比。战后，吴焕先在省委书记沈泽民面前对徐海东的战斗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虎将。
四战全胜，整编会师。
1934年4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的豹子岩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会师。次日，两军并肩协作，正式合并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则就任军长之职。
“观察长岭岗敌军动态，此刻或许正是出击的绝佳时机，我们是否应当发起攻势？”
吴焕先政委审视片刻，不住地点头，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如此，立即开战！”
经过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迅速调兵遣将，指令二二四团团长熊升宽率第一营对敌方排哨展开歼灭战，而第二、三营则负责进攻岳家沟以南的敌方连哨，徐海东与吴焕先分别率领两营正面发起攻击。长岭岗瞬间成为枪林弹雨的战场，红军战士们挥舞着锋利的刺刀，勇猛地向敌阵发起冲锋，激战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最终成功击溃了一一五师。除了敌方师长带领数百人溃逃，红军还俘获了包括团级以下在内的3700余名敌军官兵，并缴获了60余挺机枪。这场胜利，是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师并完成整编后的第二场重大胜利。
“太湖并无坚固的防御工事，亦无正规军驻守，仅有民团进行防守。若我军能够实施远程奇袭，突然发起攻击，定能令敌军措手不及，取胜将易如反掌。太湖地处安庆的战略要地，工商业均较为发达，就影响力而言，绝不亚于英山。”
省委采纳了他的建议。
9月3日，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自英山县城东北的杨柳湾出发，经过一夜的疾行，跋涉九十里路，抵达太湖县西北的回龙湾。次日4日下午，部队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连续行军130里，于深夜迅速攻占太湖县城，成功击败了守敌伪安徽省警备旅的一部分，并缴获了包括布匹、药品在内的大量物资。战斗落幕之后，徐海东与几名战士共同对敌营房内的物资进行清点，意外发现仓库中存放着大量雨伞。他兴奋地对战士们说：“这可是宝贝，赶紧派人好好保管，每人分发一把。”他接着补充道：“记住，一把伞，就相当于一间房子。”
攻克太湖的喜讯传遍四方，令敌军为之震惊，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太湖县周边数县，无数民众自发集结，投身于抗捐抗税的激烈斗争，并踊跃参与分粮活动。
在红军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中，徐海东（位于左侧）与罗炳辉（居中）、陈伯钧携手并肩，共同踏上了征战的征程。
11月4日，徐海东与吴焕先率部抵达葛藤山，继而在光山县城南侧的斛山寨稍作歇息。然而，不到两小时，敌一○七师、一一七师四个团便从东西两面迅速逼近，对我军发起了猛烈攻势。我军二二三团不幸陷入敌军包围，而二二四团则在敌第四、五支队的压迫下，退守至朱家坳的一处低洼区域，形势异常严峻，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正当我军陷入危急之际，敌机对我阵地进行了一场狂轰滥炸。面对此状，徐海东与吴焕先立刻登上斛山寨附近的高地，仔细观察并分析敌我双方的地形和兵力对比。徐海东对吴焕先说道：“仅仅依靠撤退是无法摆脱敌人的，唯有击败敌人的进攻，我们方能继续前进。”
吴焕先与徐海东携手达成一致，共同作出决策：吴焕先负责指挥第七十四师对敌第四、五支队发起正面进攻，而徐海东则率领第二二四团采取灵活的迂回战术，深入敌后，对敌一○七师展开猛攻，并与第二二三团协同作战，共同围剿一一七师。在解放军的立体攻势下，敌军陷入一片混乱，战斗从午后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经过激战，我军共计击毙、击伤及俘虏敌人超过4000名，最终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辉煌胜利。
降职不减战力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于同年7月26日颁布的《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并据此作出战略决策，要求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西侧进行战略性转移。同时，省委决定撤销红二十五军的师级编制，并任命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担任政治委员，徐海东则被任命为副军长。至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壮丽征程。
在长征的起始阶段，徐海东亲自指挥手枪排，作为先锋部队开路，队伍穿越青石桥、黄龙寺，进而踏入桐柏山区域。面对此情此景，蒋介石立刻下达紧急命令，派遣鄂豫皖地区的敌军五个支队，总计超过四十个团，紧追不舍。与此同时，他还指令驻扎在河南南阳的敌四十六军和防守湖北老河口地区的敌四十四师，对红军实施正面阻击。
在深入分析敌情之际，徐海东大胆地提出个人观点：鉴于桐柏山区域毗邻京汉铁路和汉水，地域狭窄，难以形成有效规模，他建议部队转向伏牛山脉与陕南地区。吴焕先、程子华对此表示认同。三人虽分道扬镳，但徐海东仍坚守前卫团。面对紧追不舍的敌人，他巧妙地派遣一支精锐小队实施对枣阳县城的假攻击，而主力部队则伺机潜伏。待敌人被诱至枣阳，意图围歼我军时，我军主力部队突然从枣阳城北折返，疾速向东进发。在保安塞成功突破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封锁后，部队转向东北方向。紧接着，在桐柏县的歇马岭一带，我军成功击退了敌“追剿队”第二支队的进攻。随后，部队绕过泌阳县城，借助马谷田的道路向北进军，跨过方城，穿过许昌至南阳的公路，最终踏入了伏牛山区。
11月26日，我军历经激战，途径叶县保安镇周边，成功跨越许南公路，最终抵达伏牛山东麓。至28日破晓之际，敌方四十军的骑兵第五师一一五旅紧追不舍，其先锋部队已超越我军先锋，并在沣河西岸占据部分阵地，对我军两侧的行进道路形成了威胁，意图实施南北夹击的攻势。
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英勇奋战，奋力跨越沣河，成功占领河西岸的山口制高点，击退了敌骑五师狂猛的进攻，进而掌控了通往山区的重要通道。与此同时，二二五团迅速占领上马以北的制高点，有力地击退了敌骑兵团与一一五旅的联合攻势，为二二四团的顺利渡河构筑了坚实的防线。
12月9日，我军勇猛挺进至雒南县、庾家河地区。次日午时，省委正在庾家河召开会议，却突遭敌六十师从鸡头关发动的猛烈攻势。该师下辖的三五六团已占据东山坳口这一有利地形，对我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省委立即中断会议，由徐海东指挥二二三团迅速展开反击，成功收复了东山口。紧接着，二二四团也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敌军随后增派了两个团的兵力，企图反扑，战局由此陷入激烈的争夺。红军全体将士齐心协力，从军长到炊事员，无不投入战斗，激战从午时一直持续到黄昏，历经二十余次激烈冲杀，最终将敌人击溃。
在激烈的交战中，我军以超百人的敌军牺牲代价，自身亦付出了两百余人的伤亡，程子华不幸身受重伤；徐海东更是遭受了致命打击，子弹从左眼下方射入，贯穿后颈，状况堪忧。紧急撤出战场后，徐海东陷入昏迷，连续四天四夜未醒。然而，奇迹在第五日发生，他奇迹般地醒来，首先关切地询问：“现在是什么时间？我们部队的出发时间到了吗？”
周东屏护士站在一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怎么还要出发啊？整整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真是太让人担忧了！”
徐海东笑着回应道：“我并不焦急，反而睡得十分安稳！”
1935年5月之初，红二十五军抵达了龙驹寨。此时，蒋介石指令杨虎城指挥41个团的敌军对我军发起了反革命性的“围剿”。至月底，省委在郧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讨针对“围剿”的作战策略和具体行动计划。吴焕先邀请徐海东首先提出一个应对方案。徐海东首先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正面迎击对我军极为不利，因为敌方兵力是我国的十倍，一旦我方人员消耗殆尽，敌方仍有源源不断的增援，因此他提议采取“先疲惫敌人，再予以打击”的策略。省委的与会同志普遍对徐海东的提议表示赞同。
徐海东，15军团长。
初夏六月，徐海东率领先锋手枪排，英勇地站在全军的最前列。他们遵循既定路径，巧妙地穿破敌军重重包围，先向北进发，继而转向南方，再折向东南，巧妙地诱使敌人深入。6月15日晚，手枪排伪装成敌四十四师，成功穿越了敌军封锁线，一夜急行军逾130里，翌日午前抵达荆紫关，迅速击溃了驻守的一营敌军，生擒了敌肖之楚师的军需长，并彻底消灭了守敌。此后，敌六十七军三部、四十四师及陕军警备旅纷纷涌向荆紫关，意图进行围剿。然而，敌人的围剿计划已陷入混乱，我军成功地将敌人拖得疲惫不堪，大量士兵病倒或逃离，尾随的四十四师连队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士兵已经伤亡。我军在荆紫关补充了必需的补给和弹药后，当晚立即再次启程。连续四日，每日行军逾140里，翻山越岭，最终抵达陕南山阳县的黑山街地区，此地遂成为我军的秘密据点，伺机对敌实施歼灭。
第四日，杨虎城的警备一旅终于抵达。徐海东巧妙部署红军主力，潜藏于袁家沟口，同时派遣一小队人马将敌军诱骗至预设的包围圈之外。转瞬间，伏兵四起，敌军猝不及防。经过8小时的激战，我军击毙敌军300余人，生擒旅长唐嗣桐及其部下1400余人，并缴获各类枪支超过千支。见此情景，剩余敌军纷纷溃散，这场反革命的“围剿”行动遂告彻底失败。
劳山战役俘获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成功融合，正式宣告红十五军团的诞生。徐海东荣获任命，出任军团长一职，而程子华则肩负起政治委员的重任。此时，全军将士总数已超过7000名。
当前，敌军对我陕北苏区展开了第三次“围剿”行动。除了原本驻守在陕北的4个师，东北军的7个师也自豫陕地区被调集至此。19日9月，省委紧急召集军事会议，旨在商讨应对敌军的策略。与会者中，有人提议攻击北路，力求在米脂一带击溃敌军；也有人主张直接对东北军发起攻势，以此打破敌人的“围剿”布局。徐海东表示：“东北军乃是我们历经考验的老对手，我们对他们的习性已是了如指掌，因此打击他们相对更为容易。若我们能击败东北军的一支队伍，陕北的战局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探讨具体的作战策略时，徐海东提出了“调虎离山”的计策，即通过围攻甘泉，诱使延安的敌军出城，再于途中设伏打击敌人。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并采纳了徐海东的提议。
方案既定，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跨越三日的征程，抵达甘泉西侧的王家坪，展开休整。与此同时，在甘泉北部的劳山公路两侧，我军巧妙布下伏兵。至第三日午后，敌一一○师师长何立中，率领数千兵马分兵两路进击，不慎步入我军预设的陷阱。我军立刻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两翼山头的机枪与手榴弹如同暴雨般倾泻，直击沟底公路上的敌军，敌人士气受挫，四处溃逃，以求自保。红军战士在战斗中高呼：“缴械投降！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优待！”鉴于过往多次被俘的经历，许多敌兵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已有了解，纷纷选择投降。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一一○师被我军彻底歼灭，三千余名敌军被俘，师长与参谋长亦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杀便杀，随你。”
徐海东挥动马鞭，原计划轻轻抽打几鞭，却突然改变心意，手臂缓缓放下，嘴角掠过一丝寒笑：“谁竟敢对你下手！身为东北健儿，眼见东北三省沦于日寇的铁骑，你的父辈兄弟已沦为敌寇的奴隶。你难道不该展现出应有的骨气，挺身而出对抗日寇？你们东北军的战友们见到红军，竟举枪向天，而你却自称英雄，与红军激烈交锋！”此语一出，高福源立刻低下头，无言以对。
在党的精心培养下，高福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主动请缨，投身于对张学良的争取工作，成为红军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纽带。最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先疲后打”策略东征战奏效。
1936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应运而生，由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并而成。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卓越领导下，这支部队发起了东渡黄河的英勇军事行动。
2月20日，在徐海东与程子华的指挥棒下，红十五军团英勇无畏地跨越了舍峪里的河流。渡河胜利之后，他们便与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师以及一个炮兵旅，共计十四个团的强劲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成功消灭了约两个团的敌人。随后，按照毛泽东的指令，部队分为两路，实行“分兵合围”的战术。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沿着临汾、文水一线向东进发，先锋部队直抵距离太原仅有五、六里远的晋祠。在行军过程中，他们积极联络民众，传播革命理念，扩充红军实力，筹集资金，征集物资，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三月末，抗日先锋军总部果断决策，部队分三路挺进，其中红十五军团肩负左路军的重任，向北进发，抵达苛岚、岚县等地。此时，阎锡山急速集结其主力部队中的十五个团，对红十五军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徐海东凭借其擅长的“先疲后打”战术，指挥红十五军团奋勇北上，沿途成功牵制了敌人十数个团的兵力，一路从晋中行进至晋西北。至四月末，蒋介石派遣了十个师的兵力，加上阎锡山的五个师及两个旅，对我军形成合围之势；黄河以西的陕西境内，东北军与西北军亦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试图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企图在隰县、石楼一带围剿我军。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方针，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反应，下令抗日先锋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1937年8月，徐海东肩负重任，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344旅的旅长一职。
“幸无生命之虞，岂可轻易加罚？此非寻常之理也！”
不久之后，东征战役的总结大会如约举行。会上，毛泽东以风趣的口吻发表讲话：“此次东征，我们赢得了辉煌的战果……唯独徐海东同志不幸遗失了两颗门牙，实在难以找回！”此语一出，在场的干部们纷纷忍俊不禁，笑声四溢。
虎将的遗憾
1937年7月，伴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火初燃，中国工农红军华丽转身，改编为八路军。在这历史性的时刻，徐海东英勇受命，荣获重任，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旅长。
11月，太原沦陷之际，徐海东率军北上，挺进河北，深入华北敌后，展开山地游击战，对正太路及平汉路之间的日军展开伏击。经过半年多激战，徐海东指挥部队从山西一路战至河北，行程数千里，日夜兼程。然而，由于劳累过度，他开始频繁咯血，病倒在了华北的沙场上，不得已返回延安接受治疗。
1958年五月，徐海东同志（时任）参加了军委的扩大会议。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与刘少奇并肩从延安出发，踏上了前往华中地区的征程。此后，他荣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并肩负第四支队司令的重任，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更名为华中局）的委员。踏入12月，18日，南京、明光、蚌埠一线的日军两千余人，分兵四路，对周家岗发起了协同攻击。徐海东亲自指挥部队迎战敌军。激战于21日爆发，直至24日方才落幕。我军英勇奋战，成功击溃了周家岗日军的一个整营，共计毙伤俘敌160余人，并生擒一名日军分队长。然而，不久后，在向营级以上干部汇报工作时，徐海东突然大量吐血，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卧床不起。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使得抗战形势变得愈发紧张。徐海东深感国家危难之际，自己却因久患疾病，无法亲赴战场，内心焦虑不安，病情也因此加重。华中局将徐海东的健康状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同年五月，毛泽东亲自发电报给徐海东，亲切地叮嘱他：“专心养病，勿忧国事。”徐海东在阅读完电文后，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命令秘书用毛笔将这八个字精心书写在月份牌上，并将其置于病榻之侧，以此平复自己的急躁情绪。
在民族抗战的尾声时分，徐海东将军的时光多在病榻与担架之间辗转。当解放战争的号角激荡大地之时，他的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但仍旧无法起身站立。伴随我军撤离华中，徐海东将军也随同后方机关迁往山东的诸城、莱阳等地休养，直至全国胜利的曙光初现。即便在那个时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也未曾忘记这位勇敢的战士。至1955年，徐海东将军荣获大将军衔，以嘉奖其卓越的贡献和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