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陈伯达：不为人知的结盟内幕

陈伯达为何依附林彪？

作者：霞飞

众人对于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择依附林彪之举感到费解，实则，这背后自有其因由。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孤立无援。

成立中央文革不久，陈伯达便陷入了孤立。原因在于，他所引入的几名中央文革成员均怀有政治抱负，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江青不仅因毛泽东夫人身份特殊，更因其在文革中的强大影响力而地位非凡。他们深知江青背后有实力，而陈伯达则被视为缺乏政治洞察力的书生，常在政治投机中迷失方向，甚至闹出笑话。因此，这些人纷纷选择投靠江青，以期自身前途。更关键的是，陈伯达引入的这些人相继遭遇挫折。在武汉“七二0”事件后，王力、关锋、戚本禹因极端行为而引发众怒，最终导致自身被毛泽东亲自逮捕，并被从中央文革小组中清除。这使得陈伯达的势力几乎瓦解。江青更借此机会对陈伯达发难，要求追究其责任。幸得毛泽东干预，陈伯达也迅速将责任推卸给王、关、戚，并在批斗会上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批评，这才得以幸免于难。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

陈伯达所引入的中央文革亲信接连出现问题，一个个被逐出中央文革，最终留在其中的成员几乎全是江青的势力。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却沦为“阿斗”、“刘盆子”的笑柄。那时，江青时常当面嘲笑陈伯达为“刘盆子”，而陈伯达亦半信半疑地自嘲为“刘盆子”。在中央文革内部，副组长江青反而掌握了实权，事事以她之言为定，没有江青的点头，任何事情都无法成行，中央文革的成员无不对她俯首称臣。江青所居住的钓鱼台十七号楼，竟成了中央文革的象征。当时，江青与康生、张春桥联手决策，权倾一时，陈伯达难以插足其中，甚至有时他们在陈伯达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更有甚者，江青、康生、张春桥暗中作梗，向毛泽东提交针对陈伯达的“小报告”，导致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日益加深，屡次对其提出批评。陈伯达的政治地位由此开始摇摇欲坠。

此刻，陈伯达已与江青、康生分道扬镳，即便他心生合作之意，亦无人理睬。他蛰居于米粮胡同的宅邸，索性不再踏足钓鱼台。然而，内心深处，陈伯达颇感不忿。他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辈不屑一顾。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亦曾对他施以重压，使他备受折磨。陈伯达意欲与江青、康生一较高下，一决雌雄。

起草九大报告时，陈伯达与江青对立。

果然，不久之后，陈伯达便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上，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原本计划于1967年底召开党的九大，以终结“文化大革命”的纷扰。然而，鉴于当时全国各地动乱尚未平息，九大的召开时间不得不延后。随后，毛泽东又期望在1968年完成“文化革命”，于是他定下1968年元旦社论的主题，号召全国上下实现大联合，实施“三结合”与“斗批改”，以期全面赢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至1968年9月，中国大陆的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景象。同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刘少奇的党籍被开除。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认为，1969年召开中共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决定着手筹备召开九大。在筹备过程中，除了确定领导人选，最为关键的是起草两个九大文件——政治报告以及修改党章的报告。

这两份文件的草拟权限举足轻重。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谁得以执笔起草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实际上意味着其主张和理念能够贯穿全党，同时也象征着起草人在党内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提升。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此早已早有图谋。他们以曾在上海发起“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为名，夺取了起草修改党章报告的权力，继而又试图掌控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大权。然而，陈伯达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第四号领导人，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文案高手，毛泽东深知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非陈伯达莫属。尽管如此，江青却力荐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当此任，而这两位亦正是毛泽东当时所赏识的人物。在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决定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共同执笔，其中以陈伯达为组长。不久之后，毛泽东更明确指出，陈伯达将担任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小组的组长一职。

“报告我将独立完成，无需他人协助。”张、姚在林彪面前被陈伯达公然忽视，只能尴尬地表示：“那就劳您大驾了。若您在起草过程中需要我们，随时召唤，我们即刻到来。”

自林彪宅邸返回，陈伯达向中央申请了为期一个月的休假，闭门不出，潜心着手撰写九大政治报告。此举亦可视作其公开声明，与钓鱼台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及姚文元等人物，各自为政，互不隶属。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亦非泛泛之辈，他们在钓鱼台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小组，由张春桥和姚文元领衔，依据林彪所提供的提纲自行开展工作。同时，他们指示属下参与写作的人员，对陈伯达实施材料封锁。并向各地发出通知，禁止向陈伯达提供任何材料。因此，在陈伯达寻求所需资料时，屡屡遭遇阻挠。然而，陈伯达并未因此退缩，依旧独立完成了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还是陈伯达的笔头快，不久，他就拿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在这部分政治报告文稿中强调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强调了团结大多数的问题，谈到了安定问题，同时提到了"刘邓路线"的概念，毛泽东看过后，对其他方面内容都满意，但对提刘邓路线不满意，他指示陈伯达：邓小平过去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毛泽东基本认可的态度，使陈伯达更来了劲。他也不把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告诉张，姚二人，只是自己关起门来，起早贪黑地写。这时，一个工作人员告诉陈伯达，张，姚在钓鱼台也写出了九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陈伯达着了急。为了抢先，就先把自己写好的政治报告稿的前三部分拿了出来，交给有"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看陈伯达抢先抛出报告稿，便把精力转到挑陈伯达报告稿的毛病上来。在讨论陈伯达报告稿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指责陈伯达的报告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同时，江青，康生借口陈伯达没有把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起草报告的意见时所说的不要提刘邓路线的话告诉他们，给陈伯达扣上了"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大帽子。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专门开会批陈伯达，逼陈伯达作检讨。陈伯达不作检讨，双方顶了牛。会上气氛紧张，火药味很浓，江青、康生口气严厉，猛批陈伯达，根本不让陈伯达说话。"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领导人时兴穿军装。当时，陈伯达也穿着军装，江青见了，高叫：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她对手下的人说：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陈伯达根本没服气，他不允许别人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跳起来高叫：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江青的方案，转而着手独立撰写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与此同时，江青等人亦不遗余力，在钓鱼台由张春桥和姚文元牵头，组织人员草拟九大政治报告。不久，张春桥与姚文元便完成了他们的草稿，跳过陈伯达作为起草组组长的身份，在江青和康生的运作下，直接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面对这一情况，陈伯达并未退缩，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文稿时，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这份报告稿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忽视了生产问题。他强调，必须重视生产，促进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过分强调政治运动，忽视了生产的本质，与伯恩斯坦的主张无异，伯恩斯坦认为运动即为一切，目的却无足轻重。张春桥随即反驳陈伯达的观点，称其为宣扬唯生产力论。他认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开展运动。陈伯达则指责张春桥为伯恩斯坦主义者，而张春桥则以唯生产力论回击陈伯达，双方在会上形成僵局。关键时刻，毛泽东发表言论，支持陈伯达的观点，认为应在报告中融入其意见。周恩来也表示，陈伯达的观点具有合理性，应当纳入九大政治报告。林彪随后也明确表态，赞同陈伯达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言论，让陈伯达颇感得意。会议结束后，他依旧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置若罔闻，将自己关在家中，继续修订九大政治报告。而江青等人则在钓鱼台另起炉灶，草拟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

陈伯达倾注了心血，夜以继日，字斟句酌，最终完成了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江青等人同样付出了努力，也完成了另一份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于是，两个团队各自独立，提交了两份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这两份报告先后被分别呈送至毛泽东手中。陈伯达对自己所撰的报告稿充满信心，坚信毛泽东必将采纳他的草稿。然而，这一次，陈伯达再次误判了形势。康生和江青先后向毛泽东进言，指责陈伯达另搞一套，不与他们协作，报告过分强调唯生产力论。因此，毛泽东仅阅读了张春桥等人所撰的报告稿，对陈伯达的报告稿则置若罔闻。不久后，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将一份密件送至陈伯达家中。陈伯达拆开一看，发现他亲自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完好无损，毛泽东仅在口袋上书写了“退伯达同志。毛泽东”八个字。毛泽东甚至没有打开牛皮纸口袋，这表明他对陈伯达的报告稿连一瞥都不愿给予。陈伯达目睹被退回的牛皮纸口袋，心头犹如遭受五雷轰顶。他关上房门，痛哭失声。

陈伯达之哭，非因付出之辛劳徒劳无功，实乃他再度在与江青的争斗中失利。此举亦预示着，他这位自称的“大理论家”，在毛泽东心中的价值已归零，毛泽东对他已不再信任。

林彪拉拢陈伯达，陈伯达亦主动依附林彪。

在九大召开之际，陈伯达依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成功维系了其原有职位。他心中稍感宽慰。然而，他内心明白，自己在中央政治局中孤立无援，其地位亦显得岌岌可危。

林彪与陈伯达

在九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林彪与江青两大阵营的格局已然分明，而陈伯达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笔杆子”，陈伯达被置于一边，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职责已不再由他承担。毛泽东通常委托张春桥、姚文元来完成这一任务。原本由他分管的部门，也逐步落入江青麾下人的手中。建国以来，陈伯达一直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然而，如今江青以让姚文元参与意识形态领导为名，将陈伯达负责的宣传理论部门的领导权夺走。陈伯达深感自己被架空，党内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他构成威胁的，并非手持枪杆子的林彪集团，而是同属“笔杆子”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面对此威胁，陈伯达迫切希望在中央内部寻找支持他、为他发声的人。因此，他的目光转向了林彪，开始逐渐向林彪阵营靠拢。

九大结束之后，林彪麾下的骨干力量在中央政治局中所占比例显著，甚至超过了江青集团的人数，这自然引发了江青集团的不悦。两大集团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趋于激化。在这种背景下，林彪亦需在中央范围内寻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尤其是寻觅那些擅长辞章的支持者。他麾下尽是武艺高强的将领，而他急需的，正是能够挥洒笔墨的人才。因此，林彪的目光也不自觉地转向了陈伯达。

林、陈曾互帮互助。

“陈伯达乃良善之辈，他长期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他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期间，成绩斐然。一个书生能够驾驭如此复杂的局面，实属不易！”此言一出，陈伯达的面子得以挽回，其在中央的地位亦得以稳固。日后，陈伯达得知是林彪为自己说了这关键一语，助他渡过难关，心中对林彪感激不已。

陈伯达亦曾助林彪度过一劫。1966年11月，正当国家动荡不安之际，数百名红卫兵涌至国防部大院，意图串联，却遭警卫人员阻拦。部分学生情绪激昂，试图强行闯入，进而引发了与警卫部队的冲突。在冲突中，数名学生不幸受伤，激怒了红卫兵，他们调集更多同伴，将国防部围困，并利用广播喇叭高呼彻底批判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此情此景，报告至林彪耳中，林彪遂请“中央文革”出面解决。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义不容辞，遂提笔给红卫兵写下了一封信。信中言及，你们冲击无产阶级的圣地——国防部，诸多理由均难以成立……希望你们立刻撤离国防部，若有何事，亦可逐一阐明……陈伯达还派张春桥至国防部，当着学生面宣读了他的信，学生一听乃“中央文革”组长之意，便迅速散去。陈伯达一封信，便解了国防部的围。事后，林彪通过他人转达谢意，称陈伯达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

除此之外，陈伯达与妻子之间产生了争执，叶群得知此事后，主动伸出援手，派专人协助陈伯达化解困境。她建议陈伯达的妻子离开京城，并由军方护送至山东妥善安置。

尽管林与陈曾因观点不一而有所分歧，但在诸多重大事项上，他们历来是彼此扶持的伙伴。如今，双方均迫切寻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因而自然而然地达成了共识。

林彪

“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爱此功。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经过一番交往，不仅林彪、叶群对陈伯达产生了好感，视其为知己，连林彪部下亦纷纷将他视为自家人。不久，陈伯达便成为林彪毛家湾住所的常客。林彪、陈伯达、叶群三人常聚一堂，商讨大事。林彪因陈伯达这位“笔杆子”的加入，如虎添翼，再也不惧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理论攻击。陈伯达在党内二号人物的支持下，地位日益稳固。

这正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择投靠林彪的全过程。